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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教室,认识真实的中国

教在美国2013年10月21日
在内蒙古的一处草原上,威廉玛丽学院大三学生Ryan Olstein,穿上摔跤服要与当地的摔跤手一较高下。

在内蒙古的一处草原上,威廉玛丽学院大三学生Ryan Olstein,穿上摔跤服要与当地的摔跤手一较高下。

Courtesy of Liu Mu

一个周末的晚上,当绝大多数外国留学生都在酒吧聚会的时候,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Matt Gandolfo却选择在五道口的一个咖啡馆里复习《两岸对话词汇表》。他有一个十分好听的中文名字——甘天赐。

天赐对中国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了三个学期的中文,还选修了关于中国历史和宗教的两门文化课。2012年秋季,他通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中心的项目在南京学中文。除了中文课之外,他最喜欢的是该中心美方主任Jason Patent(中文名裴儒生)博士和Colette Plum(中文名梅若兰)教授开设的两门文化类课程。裴儒生博士的课旨在帮助学生在文化上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他们在课上学习“关系”和“面子”等文化现象,而梅若兰教授的《当代中国》课则探讨更为深刻的中国社会政策和问题,比如计划生育、社会保险等等。

近年来,来华学习中文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剧增。据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2012年在华的各类外国留学生超过32.83万(其中来自美国的留学生约24583人),比2011年增长了12.21%,而在十年前的2002年,各类在华外国留学生只有约8.38万人。与这一数字一同增长的还有各大在华汉语教学项目,主要分为暑期和长期两类。在暑期项目中,普林斯顿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普北班”(PIB)、哈佛大学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哈佛北京书院(HBA)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在中央民族大学的CIB项目都是办学较长的优秀项目,而在最近几年一些新的中外高校合作的项目也随之而生,比如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密西西比大学与北京一些高校的合作项目,以及威斯康辛大学与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合作开设的暑期班,等等。在长期项目中,IUP(美国各大学联合培训项目),CIEE(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CET(美国在华中文教育学术项目)以及ACC(美国文理学院联合中文项目)这些老牌项目在办学规模和招生人数上也都在不断壮大。

在汉语层面,无论实用性如何,一段时间的高强度学习之后学生的中文水平的确有很大的提高。但相比较而言,文化课就成了各个项目的软肋。很多项目的文化课只是停留在浅层次的介绍、体验,有些较为学术的又都偏向于概念化的抽象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能在课外自己去体验真正的中国,但问题是大部分学生又缺少把这些感性的经历和体验上升为理性的认识的能力。

Ryan Olstein与当地的一名蒙古族摔跤手在比赛中。虽然最后Rayn输掉了比赛,但他仍以与这位曾徒手杀狼的蒙古族壮士摔跤为荣。

Ryan Olstein与当地的一名蒙古族摔跤手在比赛中。虽然最后Rayn输掉了比赛,但他仍以与这位曾徒手杀狼的蒙古族壮士摔跤为荣。

Courtesy of Liu Mu

天赐就曾是那24583人中的一份子,今年暑假为了进一步提高中文他再次来到中国参加了设在清华大学的IUP项目,在课堂上他需要用中文讨论“两岸对话”及“中国文化面面观”这类话题。“我现在的中文水平可以评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我还不会用汉语让人帮我修空调,”天赐在复习词汇的间歇向我抱怨说。但他还是十分重视自身的文化体验,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城市旅行过,也去过台湾,喜欢喝台湾的珍珠奶茶,在他眼中台湾是“快乐版的中国”。

中国,的确有各种版本。在我的世界,我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堂内习得了一个中国,在大学的课堂中十几位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外教给我带来了另一个他们解读下的中国,但最真切的中国还是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从山村到农村、从小城市到大都市、从中国到美国的经历中得出的中国。而在我接触到的那些美国学生眼中,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与我感受到的中国又存在很大的不同。

去年我在威廉玛丽学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任教的时候,曾去旁听过一些关于中国研究的课程,想更清楚地知道在美国的课堂上大学生如何受教育。不难发现,中国在一些课堂上被一个个的学术概念所代替,虽然从某种程度上看鞭辟入里,但是我总担心一些学生会因为过早地被告知这些“一般化”的概念而缺失通过自身体验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机会。我的一些学生从中国留完学回到美国之后也常常向我表示他们经历的中国比他们在美国时学的概念要复杂的多。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很困惑该怎样去设计一个课堂,能多方位地呈现不同版本的中国,让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美国学生都了解到一个立体的国家和文化。

我的这个困惑在遇到魏美玲(Emily Wilcox)教授之后逐渐变得明朗起来。去年她还在威廉玛丽学院中文系任教(现为密歇根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系助理教授),说着一口近乎完美的中文,我曾在她的众多学生口中得知她的课“虽然苛刻,但能使你很好地了解中国”。今年暑假,魏教授作为威廉玛丽学院-清华大学暑期项目的负责人,开设了一门文化课——《田野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Field”)。那时我正好离职回国,她希望我在学生拍摄纪录片方面给予一些支持,于是我有机会全面地了解了她的课程设置。

为了充分利用在中国授课这一机会,魏教授在课程设计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把学生在课堂外具体的经验式体会与课堂内的抽象学术概念结合了起来。“我的目的是想让学生走出课堂,去一个真实的环境中与当地人互动,并从中学到知识,”魏教授说。

每个周末,欧瑞昂(Ryan Olstein)都会光顾中关村的一幢卖电子产品的大楼,他是威廉玛丽学院暑期中国项目的一员。瑞昂非常礼貌地用中文回绝那些在商店外面招揽生意的销售员,快速地穿行在各个楼层之间,准确地找到卖某高档品牌耳机的商家,然后询问价格,如果销售员态度很好的话他会继续问一些别的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山寨产品在中国这么有市场,”他继续解释说,“我非常好奇为什么出售山寨产品在中关村看起来是合法的,我希望通过研究可以知道他们的进货渠道以及消费者的心理。”为了得到更多信息,欧瑞昂自己买了两个山寨耳机,他借此机会让销售员给他展示了正品、低档赝品和高仿品之间的区别。

瑞昂的室友文杰锐(Jared Vinnedge)则选择了星巴克咖啡店作为自己的研究场所,他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录顾客的人数、性别以及他们分别忙于何事。“我第一次采访一个陌生女孩子的时候非常紧张,我怕我的中文说得不够好,或者听不懂她的回答。但是慢慢地我发现她们都很友好,我从她们那儿得到了很多信息。”他在课上与同学分享自己的采访经历,然后详实地解释中国消费者热衷于星巴克的原因。

这就是魏美玲教授要求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展的“田野调查”,学生每周需要做“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详细记录每一个有价值的细节,并与研究对象做访谈。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研究课题,于是茶馆、剧场、博物馆、纹身店、商场、酒店、足球场、击剑馆、美容店、咖啡馆等这些最普通的场所便成了学生们的研究之地。他们在那里一边体验中国文化、交中国朋友,一边则记录和体会原汁原味的文化差异。

参与式观察对很多中文项目来说并不陌生,事实上,那些优秀的在华中文项目从办学之初就十分重视这种通过讲座、语伴、寄宿家庭、采访等形式的方法使学生真正地与中国人进行交流,在实际的应用中习得语言和文化。但是文化和语言不是单一不变的,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化和发展,外国学生要想更好地提高中文、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必须努力跟上这一步伐更多地参与到与中国人的互动中去。而各个项目中的老师们也正在尝试更为有效的教学方法,促使学生能更好地融入到新的文化环境中。鉴于此,魏教授把学生做田野调查和采访的时间要求提高到了每周四小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梅若兰教授设计的《当代中国》课程也同样强调这种参与式观察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她还要求学生根据他们自己在中国拍摄的一张照片写一篇小文章,描述照片上的经历、分析其中的问题、并试图去解答其背后的原因。这种尝试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一方面重视学生自己的体验和参与,但另一方面又促使学生以批判的思维回过头去审视这些有趣的经历。

“媒体报道和学术文章只能呈现社会和文化的一个方面,个人的经历可以使学生吸收各种类型的信息并积极参与到这个世界中去,”魏教授说,“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通过与中国人持久的互动,学生可以更直接地接受一些挑战,这很可能促使他们改变自己对中国的预设。”

田野调查仅仅是魏美玲教授这门课的一个小部分,每周三的课上学生们都会分享自己的观察和体会,并与其他同学讨论。在魏教授的引导下,学生们开始慢慢透过这些具体的现象逐渐上升到本质的探讨,最后得出现象背后的一个固定模式。这种自下而上、以小见大、从个体到一般的研究路径在学习一种新的文化时非常有效。

在来中国之前,刘梦设(Max Lipkin)已经在威廉玛丽学院学了两年中文,今年春季学期他同时选修了魏教授的《电影中的东亚文化》和我的《毛笔的艺术:美学及实践》。对中国文艺十分着迷的他选择了博物馆作为自己的课题,但是后来他发现了一个比研究艺术本身更有意思的切入点——艺术品如何被展示以及博物馆在定义“宣传”(propaganda)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对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以及呼和浩特两个博物馆的深入调查,梦设得到了一些与他预期中的“奥威尔式的宣传”不大一致的结论。

在开始研究之前,他和其他很多美国大学生一样,对中国政府管理下的博物馆有着很多固定的预设:比如,博物馆中呈现的现当代史一定与共产党的信条相一致;那些令党尴尬的事件一定被忽略或者被歪曲;而更重要的是,党的宣传一定因循一条清晰、单一的叙事路线,会忽略多民族的差异而强调高度统一的民族身份。但是在实际的调查中,梦设注意到在争议性事件的处理上,博物馆更倾向于回避而非扭曲。他还意外地发现,在呼和浩特绥远将军衙署新设的一个展览中,国民党方面对内蒙古自治区作出的贡献被摆放在与共产党相同的位置。这些与预期相出入的经历却能促使他反思之前的预设,以更好地探究党在文化和信息的控制上体现出的复杂性、微妙性和差异化。

同样来自威廉玛丽学院的艾丽雅(Aleeya Ensign)认为刘梦设的部分结论正好与她的“前卫剧场和中国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困境”的研究结论相呼应。通过在北京蓬蒿剧场的多次参与式观察,她接触到了中国的实验话剧,对前卫艺术有了一个新的体会。

在一出名叫《写诗》的话剧中,每一个故事都是根据一首诗展开,丽雅准确地抓住了这些故事想要传达的中心思想,即年轻人面临的诸多挑战,比如爱与失去,对未来的忧虑,考试的压力和抑郁症等等。在期末论文中她自信地写道:“只要年轻一代还处于充满困惑、失去方向的困境之中,只要现代与传统的矛盾还在,前卫剧场在中国就会有一席之地。”最初,丽雅并不想把在大学期间的最后一个暑假花在来中国学中文上,但是通过在中国的两个月的学习与生活,她对中国这个曾经很陌生的国家有了一种新的感情。项目结束后回到美国的第一天,她在博客上说自己坚定地想再去中国。

《田野中的中国》每周除了田野调查之外,还包括一次阅读讨论课以及一次嘉宾讲座,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当代的视角来解读中国文化以获得一个全面的理解。阅读课要求学生每周阅读一篇关于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性学术论文,比如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历史意识及民族性、性别、语言等等,这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把感性认知转化为理性分析、归纳和综合的机会。在课上,魏美玲教授担心的不是没有人发言,而是有太多的学生竞相举手,她常常不得不给举手的学生排序依次发言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

在保证了主观与客观、经验与概念、部分和整体方面的结合后,魏美玲教授邀请她的各界朋友来给学生们做的讲座则从实践的角度进一步解读了中国文化,而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明白了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对将来的工作和生活有何帮助。“这些嘉宾和学生在某些程度上都有共同之处,我想通过他/她们在中国的个人经历激励学生继续坚持自己的研究项目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魏教授说。

这些讲座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包括一家中国玻璃企业在非洲博茨瓦纳的坎坷之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威廉玛丽学院的校友Timothy McDade介绍自己在微软(中国)的工作经验,一位美国女士方美昂(Alison Friedman)介绍自己如何在中国创立"乒乓策划"公司并促进中国当代艺术的海外传播,以及《华尔街日报》的编辑谈自己在中国做新闻的经历和想法,等等。学生们常常向嘉宾们提出很多问题,并有机会在讲座后与他们共进晚餐继续探讨这些有趣的话题。

Timothy在讲座的最后告诉他的学弟学妹:“我很难说清这些年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到底赋予了我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的生活时时刻刻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是人们自己常常意识不到的,但却可能是将来最宝贵的财富。”

魏美玲教授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想通过这门课让学生们慢慢获得Timothy所指的这种财富,“学生们的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是我更看重的是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试图融入和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这种努力。”今年秋季,魏教授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给大一新生开设了一门从十个关键词看中国文化的课程——“China in Ten Words”,以此去探讨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气、阴阳、天、道、和、意境、韵、礼、仁、孝。该课程的名字取自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但与这本书所不同的是,这门课不仅关注当下的中国,也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经典。魏教授表示,她计划把基于经验的任务作为重心,同时结合课外阅读,在美国的课堂上也同样使学生从一开始就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全面的、立体的认识。

为了帮助学生获得更为立体的认识,今年春天威廉玛丽学院人类学系的一位教授请我去他的班上做一次讲座,让我介绍中国南方工厂中的女性工人,我的很多初中同学现在都还在这些工厂中打工。这门文化人类学的入门课上有六十余位本科生,该教授选择了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所著的关于中国女工的民族志《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作为该课的阅读材料之一,班上的大部分学生是第一次接触中国当代社会的话题。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看到学生一脸彷徨的模样,他们对书上描述的“打工妹”的生存状态表现得无比惊讶,但同时我也为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的事实而感到十分诧异。

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首先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很多美国学者和学生最关注的是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差异,而非文化、社会和个体。其次,在十年或者更久以前,中国的经济地位远不如今天那么重要,所以之前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对学生来说并无太大吸引力。直到2003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才将汉语与文化课程列为AP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但汉语和中国研究真正得到快速发展还是近五年来的事。即使在中国经济地位崛起的今天,很多美国学者和学生对经济现象本身的关注和研究远多于因经济问题带来的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此外,由于东西方文化本身的差异过大,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和机会去全面了解一个新的文化和社会。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基本来自媒体,所以十分容易局限在某些固有的概念和词汇上,比如中国制造、功夫和熊猫。

但是这种现象正在发生改变,正如这位并无中国研究背景的人类学教授选择了这个中国女工的话题一样,关于中国社会的话题正在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以及普通人们的生活中逐渐被了解和关注。这门人类学课上的学生自此之后知道了富士康、知道了《归途列车》记录的春运、知道了农民工、知道了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和问题,等等。在很多大学的某些院系所,比如,东亚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等,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正在快速发展,中国研究专业也在美国的各大高校悄然出现并逐渐壮大。

潘寒明(William Bumpas)是密西西比大学中文和国际研究双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曾先后在哈尔滨、西安和青岛学过中文,刚刚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的最高级。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在大学选修了中国文学、当代中国史以及书法课。在他们的中国文学课上,寒明读了从老子到鲁迅各个时期的文学经典,他自己在课外也读过余华和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书。

“在历史课上,我的同学们常常会讨论中国的历史问题,大部分是冷战后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可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那时候的中国了,”寒明解释说,“在美国,我们的课堂通常强调中美两个国家的差异性,而很少强调我们的共同性。但是我来到中国之后最大的发现是我们两个国家在生活中其实是如此的相似。”

毕业于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小恺也对美国课堂中过分夸大的文化差异持有不同的看法。“我在大学的时候选修过政治科学系的中国政治课程,我们也谈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些大的政策,虽然角度比较中立,但对差异的关注十分明显。”2006年,小恺在香港中文大学选修了一门关于中国商业关系的课程,通过在香港的生活和学习,他逐渐发现文化差异并没有像在美国课堂上强调的那般大。

小恺曾是美国政府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如今他辞去了工作来到北京继续学习中文。

回顾他的外交工作,他总结说:“从迪拜到叙利亚再到伊拉克,让我特别惊讶的是,我在那些国家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文化差异。在如今的社会,很多时候经济上的差异已经超过了文化上的不同。”而对于美国高校在课堂内传达的中国文化,小恺也有所保留,“我觉得中国文化很难定义,台湾也是中国文化,但是与大陆的文化又有很大的不同。”

在文化难以定义、差异被过分强调的矛盾中,课堂内概念化的中国与课堂外经验式的中国自然呈现出不同的模样。在这种困境中,魏美玲教授设计的《田野中的中国》一课所提供的“在中国内部体验、审视中国”的角度和策略也许值得很多美国高校的中国研究项目参考。“总体而言,我觉得美国的大学对这种基于经历的教学是比较支持的,”魏教授补充道,“这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新趋势,我在很多大学的教授朋友们也正在尝试这种方法。”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因经济、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很多美国大学的课堂还很难实现这种“内视中国”的条件。对于历史、政治类的话题,课堂内的概括性讨论十分必要;但是文化方面的深入探讨则必须与目标文化相互动。在这种困境中,寻求可操作的解决方案是众多教授面临的难题。在一些高校,“语伴项目”的兴起正在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突破口。

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大二学生褚新济(Lilach Brownstein)非常享受和语伴聊天,“我觉得要理解和学习一种别的文化,和语伴就某些有趣的话题相互交流是非常有效的,这比跟着书本学要强多了。”初来中国,新济发现中国各地高速的建设和发展以及随处可见的奢侈品商店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这一面的中国很少在书本上或者课堂中出现。“我希望在学校的时候能和一个语伴常常聊天,谈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普通人的文化。我们的课堂常常忽略这一点,但它们往往和那些抽象的理论一样重要。”

面对这样的重要性,威廉玛丽学院中文系的马骅老师联合了该校中国本科生留学生会成立了“语伴项目”。在一个专门为此创建的网站上,学生们可以根据双方的时间吻合度组成搭档,在图书馆或者咖啡馆约见聊天。该项目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学生练习口语,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语言范畴。在中文系其他老师的推动下,大部分学生都参与了进来,他们谈论生活,交换意见,把语言学习与文化课程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在今年春季的《电影中的东亚文化》一课中,魏美玲教授为班上的每位学生安排了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作为“搭档”。他们通过Skype或QQ视频聊天,每次花一个小时交流对同一部电影的看法,并独立完成各自的研究报告。这种途径可操作性强,通过跨洲、跨校的合作为学生们提供了不同的角度,让学生自己去参与和体验跨文化。

密歇根大学鼓励魏美玲教授在以后开设一门《亚洲大城市》的课程,作为课程的一部分,选修该课的学生将有机会真正地去这些城市旅行与学习。“我对美国高校亚洲研究项目的发展非常乐观,这种新趋势将引领美国的高等教育走向一个积极的方向,”魏教授说。

回到那个周末的晚上,天赐还在咖啡馆一边复习着《两岸对话词汇表》,一边想念着珍珠奶茶;在他的不远处,几天前刚看完《驻京办主任》的小恺开始看起了四册的《天龙八部》;同一天晚上,威廉玛丽学院暑期项目的学生在一个他们最喜欢的酒吧庆祝他们在中国的最后一晚,依依不舍地与我告别。他们一并告别的还有传统的课堂内的中国以及他们在课堂外经历的实在的中国,从而对中国文化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理解。

“其实,我对中国文化一窍不通,”小恺说。

“哦,是吗?你太谦虚了,”我回答说。

“可是知道你不知道什么,需要有一定的水平。不是么?”他用流利的中文反驳道,嘴角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

六木曾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任教,现居北京,是自由撰稿人。
Dan Chen对本文亦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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